陳豪

　　專訪全國政協委員遲福林
　　分配製度改革 到了決斷時刻
　　本報記者 劉麗琦 發自北京
　　收入分配公平問題一直是全國“兩會”的焦點。在人民網推出的《2014全國兩會熱點調查》中，收入分配問題關註度排名第四，其中，有90%以上的網友表示對自己的收入“不滿意”或“非常不滿意”。
　　李克強總理在《政府工作報告》中提出，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，不斷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，使城鄉居民收入與經濟同步增長。是“2014年的重點工作”。
　　事實上，自2004年收入分配改革就已開始調研，只是這些年一直沒有出台改革方案，直到2013年2月，國務院才批轉《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若干意見》，如今一年過去了，有關方案的配套細則卻還沒有出台。方案和細則為何難產？收入分配收入的阻力在哪裡？如何保障分配公平？為此，時代周報記者採訪了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(海南)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。
　　到了作決斷的時候
　　時代周報：這些年收入分配改革成為經濟社會矛盾的焦點。這一改革對未來經濟發展有何重要意義？
　　遲福林：言及分配，首先將涉及公平的問題。我國已經進入公平的可持續發展新階段，公平與效率的關係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，發展到現在已經不是效率優先，兼顧公平；而是社會公平能釋放效率、提高效率、放大效率。因為我們發現，在過去，很多制度性的不公平問題可能成為效率的制約因素。
　　因此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的意義正在於通過實現付出與收入均等，以此提高居民收入，刺激居民消費，從而帶動經濟穩步增長。釋放消費潛力，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轉變。
　　時代周報：你說過，打破利益關係掣肘是收入分配改革破局的重點，為什麼？
　　遲福林：收入分配改革走到這一步，利益關係失衡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的矛盾，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很長時間沒有出台，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在調節利益失衡方面應該說沒有突破，這樣收入分配改革細則出台的難度就逐漸增大。面對改革複雜性和艱巨性，如果缺少大刀闊斧的決心，沒有背水一戰的精神，突破利益格局是很難的。 最重要的是，收入分配製度不改革，其他改革就很難推進。
　　比如，壟斷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、灰色收入、黑色收入增多；部門利益、行業利益、地區利益增大，並且具有普遍性的趨勢；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不突破，難以“切好蛋糕”。如果政府的自身利益問題不解決，又難以置於社會監督之下，政府自身在“切蛋糕”中的份額會越來越大。
　　因此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協調利益結構關係。打破利益關係制約，解決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和問題，到了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推進改革的時候了。
　　時代周報：改革中政府扮演什麼角色？
　　遲福林：一、推動者的角色，沒有政府的頂層設計和推動，是沒辦法推動的；二、政府的自我改革的問題，二次轉型以改革為重點，政府自身利益傾向改變和職能轉變的問題是核心；三、觀念的問題，政府要形成共識，到底轉型發展改革中的突出矛盾是什麼？在我看來就是一個利益關係。
　　時代周報：收入分配不公已經成為改革中“最難啃”的骨頭，你認為原因是什麼？
　　遲福林：現在改革已經到了做決斷的時候。這時候關鍵是靠政府的決心和魄力，
　　這種決心和魄力要基於對收入分配牽動轉型發展全局的客觀、充分估計，需要政府把短期的問題和中長期的問題結合起來，把現象和結構性的問題結合起來。
　　政府如果只註重短期不註重中長期，只註重於一般的調整而不註重結構性轉型和改革，那麼我們整個國家的發展就會面臨問題。判斷不到位的話，小打小鬧很難解決問題。
　　提低、擴中、調高
　　時代周報：您多次提到過收入分配改革要從“民富優先”破題，應該怎麼去落實？
　　遲福林：要做到民富優先必須加大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力度，明顯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。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，到2020年增加到40%。
　　要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，儘快讓農民工成為歷史；還應該加快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，切實改善民生；財產權的破題，尤其是農民的土地財產權，使農民更多地分享土地非農化增值收益等財產性收入。
　　時代周報：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充分體現了本屆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。您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細則有何預見和期望？
　　遲福林：現在各部門也在積極地推動收入分配改革，期待細則在2014年能出台。同時，我希望細則里能體現以下五點： 一、遵循全面調整利益關係的原則，不單單是工資的問題，而是全局性的改革。二、建立透明的改革制度。三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，構建橄欖型社會。四、理順收入分配秩序能夠破題，尤其是財產公開一定要下決心了。五、制定一個著眼現在，放眼未來的中長期目標。
　　時代周報：在初次分配領域，勞動者收入占比一直很低，工資制度日漸形同虛設，具體要如何保證勞動者同工同酬、收入公平等問題？
　　遲福林：在初次分配領域要形成一套制度，更重要的是初次分配合不合理。初次分配領域關於工資的協商、談判制度建立是基礎，這種基礎的建立對於初次分配的合理性有決定性影響。
　　這幾年國民收入格局裡勞動報酬的比重太低，而企業的收益比重不斷上升，所以儲蓄率不斷上升，真正的儲蓄率大部分是企業貢獻的而不是勞動者。背後是國家、企業和個人這三者如何去分配。
　　時代周報：關於收入分配改革的具體路徑，中央的思路是“提低”—提高最低工資標準、基本社會保障、基本公共服務等，“擴中”—結構性減稅等，“調高”—強化個稅監管、征收房產稅等，“取締非法收入”—打擊腐敗。其中，調高和取締非法收入可能與改革者本身利益相關，如何將這三種願望變成現實？
　　遲福林：改革方案是總體性的，總體方案下會形成若干個具體的實施性方案。比如，“提低”最重要的恐怕是規範初次分配，逐步促成建立工資談判協商機制，提高勞動者報酬。
　　“擴中”的問題近幾年特別突出，我們搞了將近34年改革，現在中等收入群體或說中產階層的比重只有25%左右，現在到了全面解決中等收入群體如何加快發展的問題的時候了。我的想法是，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的時候，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應該達到40%～50%。也就是說，從現在開始，每年至少需要提高2個百分點，這實現起來並不容易，需要明顯加大力度。
　　財產公開不僅是對高收入者，首先是對政府官員的要求。財產公開是個基礎性制度，財產有透明度，大家收入水平才心中很有數。現在說灰色收入很多，腐敗很嚴重，財產公開就是公平收入的基礎。很多國家的案例證明瞭，越公開的地方越穩定，高收入者的財產權得到了保護，而財產不公開，收入秩序混亂，擔心財產的未來，相反是不穩定的。
　　時代周報：今年兩會上有代表提議“給公務員漲工資”引發熱議。3月8日中央表態，正在調研。您認為，應該如何制定公務員的工資增長計劃？
　　遲福林：基層公務員和邊遠地區的公務員工資偏低是存在的。一、這需要逐步建立一個統一的工資標準；二、在整個改革的大背景下，讓公務員的工資與全社會的收入水平相適應。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合理的確定最低工資收入水平；三、現在行業收入差距很大，一些壟斷性行業職工人數占總職工人數不到8%左右，他們的工資和福利加在一起等於全部職工收入的50%左右，要實現工資正常的增長，就要逐步調節行業差距；嚴格規範公務員的收入。
　　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計劃
　　時代周報：怎樣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，落實你提出的中等收入群體的“倍增計劃”？
　　遲福林：首先改革制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稅制結構，對城鄉居民實施全面的結構性減稅，使國民財富更多地向居民傾斜；其次加強居民財產權利保護，尤其是保障廣大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益，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機制，使農村居民通過土地要素增值來積累財富。
　　十八大報告提出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。這個可能性是很大的。但問題是，目前中等收入群體只有25%左右，在居民收入倍增實現的情況下，中等收入群體十年以後還是30%以下，那還是收入分配差距比較大基礎上的實現。只有中等收入群體倍增了，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才有意義，才能使收入分配差距比較小，實現建立橄欖形社會的目標。
　　時代周報：如何確立財產公開制度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？
　　遲福林：無論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，還是調節收入分配關係，確立和保護財產權，都有賴於財產公開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。
　　在“灰色收入”產生的重點領域實行“陽光工資”。在完善工資標準的基礎上，清理、規範各類津貼、補貼，提高收入透明度。
　　努力建立法制化的財產申報制度。健全以權力監督、行政監督為主，司法監督和社會輿論監督為輔的多層次監督體系，加大對公務員財產的監督力度。積極創造條件，儘快在全社會實行財產公開和申報制度。
　　時代周報：收入分配改革應該建立怎樣的制度？
　　遲福林：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必須要建立公開透明的基礎制度。具體做法，一是全面推進政府的預算公開；二是以官員財產公開為重點逐步形成全民的財產公開制度。儘快實現官員個人家庭財產從內部申報轉向社會公開，各地黨政主要領導幹部，尤其新提拔的官員，新當選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率先實現公開。
　　毫無疑問，收入分配越公開，越透明，對改革越有利。未來在收入分配問題上，要以公開透明為基本要求，進行各種制度建設毫無疑問是一個大趨勢。只有公開透明瞭，才可以使收入分配領域的基礎制度有效運行。
（編輯：SN094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