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議論風生
  從為民請命寫報道,到選擇“繳械”沉默,再到在江永“違規進人案”中被逼著發聲,熊國劍的遭際,折射出當地官場劣幣文化之弊。
  熊國劍在湖南江永曾以仗義執言聞名,作為官員的他,年輕時曾寫過多篇為民請命的新聞報道。在那之後,但凡江永有負面新聞發生,民間和官方總認為是熊國劍乾的。在2003年後,成為交通局副局長的熊國劍卻一改往日刺頭形象,再未寫過一個字的批評報道。但他不久前因江永“違規進人案”被再次“逼上梁山”。當地許多人猜測,是熊國劍引爆此事。雖然自己並非那個舉報人,但為“保護自己”,他選擇了盡可能將此事公開。
  如果像馬丁·路德·金所說,“歷史會記錄在這個社會轉型期,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,而是好人的過度沉默。”那歷史也必將記錄,一個不願過度沉默者的遭際。不論是屢屢陷入“自證清白”的尷尬,還是因得罪官場而感到的害怕,熊國劍的經歷,展示的正是他作為“體制內不良現象反對者”的艱辛與苦澀。
  我們看到,再次被“逼上梁山”的結果,是熊國劍在江永的處境越發艱難。他受訪時就說,“我真的壓力很大,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孤獨。”這發人深省:一種不願意“沉默”的選擇,為何只剩下曠野吶喊式的悲壯?
  這樣一個官員“記者”的艱澀經歷,正是當地官場的現實鏡像。它讓我們看到,一些“庸常的惡”如何在無形間形成利益共同體,並使得“惡”成為可以接受的潛規則,而與之相對的善則成眾矢之的。據瞭解,在江永官場,不少人對因“違規進人案”而被查處的官員充滿同情;在此案最初被舉報時,違規案件本身沒成為焦點,江永官場卻一致聚焦於“誰是舉報者”這個問題上。這導致江永官場暗流涌動,也使得幾個懷疑對象苦惱不已,紛紛藉機表明清白。
  僅從這場追查“內鬼”行動來看,不難發現這地方的官場文化有著怎樣的價值錯亂。熊國劍不可能成為這種官場文化當中的英雄,只能成為“異類”。如果說,正是這樣的一種現實,使得年輕的熊國劍一度仗義執言,那也同樣是這樣一種現實,使得他數年間選擇“繳械”沉默,更是這樣的一種現象,最終逼得他不再沉默。
  作為官員“記者”的熊國劍的確是一個樣本,讓人可一窺某種劣幣文化的積弊。正如他自己所說的,“這種不良現象太普遍了、太嚴重了,好像不良現象就變成了體制。其實體制內還是有不少好人,只是好人都沉默了。”或許有人會說,熊國劍在當地官場感到的孤獨,是一種局限,因為他還有輿論支持。但這不免失之矯情。要知道,使熊國劍淪為異類的畸形環境,恰恰是一種負能量的自我強化。
  而要避免讓不良現象嵌入一些地方官場規則內部,要讓熊國劍們不覆成異類,關鍵在於行政治理要重新找到與民眾利益相同的共同體,找到法治的原點。
  □楊耕身(媒體人)  (原標題:官員“記者”為何不能見容於當地官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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