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訪全國政協委員遲福林
  分配製度改革 到了決斷時刻
  本報記者 劉麗琦 發自北京
  收入分配公平問題一直是全國“兩會”的焦點。在人民網推出的《2014全國兩會熱點調查》中,收入分配問題關註度排名第四,其中,有90%以上的網友表示對自己的收入“不滿意”或“非常不滿意”。
  李克強總理在《政府工作報告》中提出,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,不斷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,使城鄉居民收入與經濟同步增長。是“2014年的重點工作”。
  事實上,自2004年收入分配改革就已開始調研,只是這些年一直沒有出台改革方案,直到2013年2月,國務院才批轉《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若干意見》,如今一年過去了,有關方案的配套細則卻還沒有出台。方案和細則為何難產?收入分配收入的阻力在哪裡?如何保障分配公平?為此,時代周報記者採訪了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(海南)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。
  到了作決斷的時候
  時代周報:這些年收入分配改革成為經濟社會矛盾的焦點。這一改革對未來經濟發展有何重要意義?
  遲福林:言及分配,首先將涉及公平的問題。我國已經進入公平的可持續發展新階段,公平與效率的關係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,發展到現在已經不是效率優先,兼顧公平;而是社會公平能釋放效率、提高效率、放大效率。因為我們發現,在過去,很多制度性的不公平問題可能成為效率的制約因素。
  因此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的意義正在於通過實現付出與收入均等,以此提高居民收入,刺激居民消費,從而帶動經濟穩步增長。釋放消費潛力,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轉變。
  時代周報:你說過,打破利益關係掣肘是收入分配改革破局的重點,為什麼?
  遲福林:收入分配改革走到這一步,利益關係失衡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的矛盾,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很長時間沒有出台,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在調節利益失衡方面應該說沒有突破,這樣收入分配改革細則出台的難度就逐漸增大。面對改革複雜性和艱巨性,如果缺少大刀闊斧的決心,沒有背水一戰的精神,突破利益格局是很難的。 最重要的是,收入分配製度不改革,其他改革就很難推進。
  比如,壟斷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、灰色收入、黑色收入增多;部門利益、行業利益、地區利益增大,並且具有普遍性的趨勢;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不突破,難以“切好蛋糕”。如果政府的自身利益問題不解決,又難以置於社會監督之下,政府自身在“切蛋糕”中的份額會越來越大。
  因此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協調利益結構關係。打破利益關係制約,解決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和問題,到了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推進改革的時候了。
  時代周報:改革中政府扮演什麼角色?
  遲福林:一、推動者的角色,沒有政府的頂層設計和推動,是沒辦法推動的;二、政府的自我改革的問題,二次轉型以改革為重點,政府自身利益傾向改變和職能轉變的問題是核心;三、觀念的問題,政府要形成共識,到底轉型發展改革中的突出矛盾是什麼?在我看來就是一個利益關係。
  時代周報:收入分配不公已經成為改革中“最難啃”的骨頭,你認為原因是什麼?
  遲福林:現在改革已經到了做決斷的時候。這時候關鍵是靠政府的決心和魄力,
  這種決心和魄力要基於對收入分配牽動轉型發展全局的客觀、充分估計,需要政府把短期的問題和中長期的問題結合起來,把現象和結構性的問題結合起來。
  政府如果只註重短期不註重中長期,只註重於一般的調整而不註重結構性轉型和改革,那麼我們整個國家的發展就會面臨問題。判斷不到位的話,小打小鬧很難解決問題。
  提低、擴中、調高
  時代周報:您多次提到過收入分配改革要從“民富優先”破題,應該怎麼去落實?
  遲福林:要做到民富優先必須加大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力度,明顯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。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,到2020年增加到40%。
  要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,儘快讓農民工成為歷史;還應該加快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,切實改善民生;財產權的破題,尤其是農民的土地財產權,使農民更多地分享土地非農化增值收益等財產性收入。
  時代周報: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充分體現了本屆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。您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細則有何預見和期望?
  遲福林:現在各部門也在積極地推動收入分配改革,期待細則在2014年能出台。同時,我希望細則里能體現以下五點: 一、遵循全面調整利益關係的原則,不單單是工資的問題,而是全局性的改革。二、建立透明的改革制度。三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,構建橄欖型社會。四、理順收入分配秩序能夠破題,尤其是財產公開一定要下決心了。五、制定一個著眼現在,放眼未來的中長期目標。
  時代周報:在初次分配領域,勞動者收入占比一直很低,工資制度日漸形同虛設,具體要如何保證勞動者同工同酬、收入公平等問題?
  遲福林:在初次分配領域要形成一套制度,更重要的是初次分配合不合理。初次分配領域關於工資的協商、談判制度建立是基礎,這種基礎的建立對於初次分配的合理性有決定性影響。
  這幾年國民收入格局裡勞動報酬的比重太低,而企業的收益比重不斷上升,所以儲蓄率不斷上升,真正的儲蓄率大部分是企業貢獻的而不是勞動者。背後是國家、企業和個人這三者如何去分配。
  時代周報:關於收入分配改革的具體路徑,中央的思路是“提低”—提高最低工資標準、基本社會保障、基本公共服務等,“擴中”—結構性減稅等,“調高”—強化個稅監管、征收房產稅等,“取締非法收入”—打擊腐敗。其中,調高和取締非法收入可能與改革者本身利益相關,如何將這三種願望變成現實?
  遲福林:改革方案是總體性的,總體方案下會形成若干個具體的實施性方案。比如,“提低”最重要的恐怕是規範初次分配,逐步促成建立工資談判協商機制,提高勞動者報酬。
  “擴中”的問題近幾年特別突出,我們搞了將近34年改革,現在中等收入群體或說中產階層的比重只有25%左右,現在到了全面解決中等收入群體如何加快發展的問題的時候了。我的想法是,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的時候,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應該達到40%~50%。也就是說,從現在開始,每年至少需要提高2個百分點,這實現起來並不容易,需要明顯加大力度。
  財產公開不僅是對高收入者,首先是對政府官員的要求。財產公開是個基礎性制度,財產有透明度,大家收入水平才心中很有數。現在說灰色收入很多,腐敗很嚴重,財產公開就是公平收入的基礎。很多國家的案例證明瞭,越公開的地方越穩定,高收入者的財產權得到了保護,而財產不公開,收入秩序混亂,擔心財產的未來,相反是不穩定的。
  時代周報:今年兩會上有代表提議“給公務員漲工資”引發熱議。3月8日中央表態,正在調研。您認為,應該如何制定公務員的工資增長計劃?
  遲福林:基層公務員和邊遠地區的公務員工資偏低是存在的。一、這需要逐步建立一個統一的工資標準;二、在整個改革的大背景下,讓公務員的工資與全社會的收入水平相適應。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合理的確定最低工資收入水平;三、現在行業收入差距很大,一些壟斷性行業職工人數占總職工人數不到8%左右,他們的工資和福利加在一起等於全部職工收入的50%左右,要實現工資正常的增長,就要逐步調節行業差距;嚴格規範公務員的收入。
  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計劃
  時代周報:怎樣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,落實你提出的中等收入群體的“倍增計劃”?
  遲福林:首先改革制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稅制結構,對城鄉居民實施全面的結構性減稅,使國民財富更多地向居民傾斜;其次加強居民財產權利保護,尤其是保障廣大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益,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機制,使農村居民通過土地要素增值來積累財富。
  十八大報告提出,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。這個可能性是很大的。但問題是,目前中等收入群體只有25%左右,在居民收入倍增實現的情況下,中等收入群體十年以後還是30%以下,那還是收入分配差距比較大基礎上的實現。只有中等收入群體倍增了,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才有意義,才能使收入分配差距比較小,實現建立橄欖形社會的目標。
  時代周報:如何確立財產公開制度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?
  遲福林:無論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,還是調節收入分配關係,確立和保護財產權,都有賴於財產公開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。
  在“灰色收入”產生的重點領域實行“陽光工資”。在完善工資標準的基礎上,清理、規範各類津貼、補貼,提高收入透明度。
  努力建立法制化的財產申報制度。健全以權力監督、行政監督為主,司法監督和社會輿論監督為輔的多層次監督體系,加大對公務員財產的監督力度。積極創造條件,儘快在全社會實行財產公開和申報制度。
  時代周報:收入分配改革應該建立怎樣的制度?
  遲福林: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必須要建立公開透明的基礎制度。具體做法,一是全面推進政府的預算公開;二是以官員財產公開為重點逐步形成全民的財產公開制度。儘快實現官員個人家庭財產從內部申報轉向社會公開,各地黨政主要領導幹部,尤其新提拔的官員,新當選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率先實現公開。
  毫無疑問,收入分配越公開,越透明,對改革越有利。未來在收入分配問題上,要以公開透明為基本要求,進行各種制度建設毫無疑問是一個大趨勢。只有公開透明瞭,才可以使收入分配領域的基礎制度有效運行。
(編輯:SN09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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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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